对我国姻亲继承合理性的再思考

根据我国《继承法》，不仅丧偶儿媳或女婿对公婆或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后能成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继兄弟姐妹间、旧社会形成的一夫多妻家庭中子女与生母以外的父亲的其他配偶间形成扶养关系的，也均互有继承权，该规定直接突破了世界通行的继承权仅在血亲及配偶范围内的传统基础。无论从继承权产生的基础，还是从姻亲继承产生的源流上分析，我国基于赡养扶助行为授予姻亲继承权都是对继承权基础的直接违背，也是对现实生活中民众继承习惯的背离。通过对姻亲的赡养扶助行为与继承权关系的分析，找出合理的路径与渠道对其实施赡养扶助行为后的权益进行补偿，始为正确的选择。     

提升女性就业和生育兼容性的路径选择——基于对国外家庭支持政策制度设计的分析

家庭支持政策是影响女性就业和生育兼容性的关键因素。公共托育服务的普及、托育成本的下降、托育开放时间的延长以及生育假期制度有利于提高女性就业和生育的兼容性。因此,应对托育制度、生育假期和生育津贴制度进行完善,并对贫困生育女性提供托育支持和技能培训,以提高我国女性就业和生育的兼容性,优化“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     

金融机构破产债权人会议程序之研究

债权人会议作为全体债权人的自治组织,既是企业破产的一种利益平衡器,也是统一债权人意志与行动,保证破产有序进行的自治性团体。金融机构破产是企业破产的一个分支。金融机构本身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破产时债权人权利与普通商事企业破产时债权人权利的差异性,同时,债权人的权利内容和权利行使还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金融机构破产债权人会议与传统的债权人会议在功能、履职程序、价值目标方面存在冲突。但是,不能因为这种冲突而否定债权人会议的作用及其存在的价值,立法者所应该做的是对其功能、职权和履职程序进行适应性修正。     

以绩效预算制度为核心的财政预算交易成本控制研究

财政预算的本质，是社会公众与政府之间围绕预算资金使用和公共产品供给进行的委托代理交易。作为交易，财政预算存在交易成本，即财政预算的运行程序成本。制度经济学认为，交易成本过高会降低交易绩效。那么财政预算的交易成本过高也会降低预算绩效。为了控制财政预算交易成本，应当在预算法中构建一种有效的内部激励机制，保证预算执行主体的本位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挂钩，促进预算执行主体自觉地以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运用财政资金，即绩效预算法律制度。     

银行危机处置过程中的股东权利限制研究

银行危机处置过程中股东权利限制是危机时期社会规制的需要,规制的原因包括维护金融稳定、预防系统性风险的发生、维护存款者的市场信心和预防股东道德风险发生。但股东权利保护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内容,这就在"限制"与"保护"之间形成矛盾,这是银行生存的不同时期,股东行使权利正当性基础的差别造成的。因此,分析银行运行不同时期股东权行使的正当性基础,是论证银行危机处置期股东权利限制必要性的基础,同时,股东权利的限制必然影响到公司治理中利益相关主体间的权利结构平衡,故从法律规制和银行公司治理结构调整两个方面对"矛盾"的协调提出完善的建议。     

西北农村留守妇女社会支持网络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来自甘肃省的调查发现

本文旨在了解西北农村留守妇女的社会支持网络状况及心理健康状况,并探究其社会支持网络特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通过抽取甘肃省311名农村留守妇女为被试,采用社会支持网络量表和SCL-90量表进行调查,结果发现西北农村留守妇女的社会支持网络表现出规模偏小、强关系成员占多数、异质性较低、趋同性较高的特征;西北农村留守妇女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低于成年正常女性。此外,研究还发现西北农村留守妇女社会支持网络规模对其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网络异质性、趋同性与其心理健康也有一定的相关关系。     

美国高等教育资助之“资助包”制度的运作及理念

促进教育的公平是美国联邦政府教育政策的核心,为达到此目的,联邦政府通过提供各种助学金和贷学金等方式,为美国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提供支持和保障。在具体操作上,联邦政府通过优化整合一系列的资助,形成一个包含几种方案的"资助包"配发给学生供其选择,从而达到资助的合理、公正与公平。     

金融全球化视野下的统一监管模式检讨

为了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采用统一监管的模式,或者通过建立职责覆盖全部金融领域的统一监管机构,或者将两个主要的监管机构合并。统一监管模式在提高监管有效性、对金融集团实施监管、降低监管成本方面具有制度优势,但在监管权力和机构整合问题上存在困难,这需要结合一国的实际情况制定监管改革方案。     

构建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立法框架的设想

在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各类金融控股公司在法律的间隙中生存发展,这种情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处于脱法的状态,蕴含着极大的风险。我国要从法理角度加强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结合现阶段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存在的问题,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立法模式,构建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框架,完善金融立法上的空白,推动我国金融业依法经营监管和法治建设向纵深发展。